三峽除了一條常出溺水意外的大豹溪外，還有人稱白雞三山的白雞山、雞罩山、和鹿窟尖山。提起鹿窟尖山，就是百年前日據時代的隘勇線，並於山頂設有砲台，山稜沿線則仍有百年前隘勇線的遺跡。在白雞有一處供奉關聖帝君，香火鼎盛的行修宮，沿著廟旁的產業道路上行約十分鐘，就會抵達白雞山的登山口。過小橋越溪，沿著筆直的山路上行，沿途的山路便是昔日的運煤用的台車道，百年之前也就是一條隘勇的路線。
行走約20分鐘後，抵達位於白雞山山腰間的海山煤礦忠義坑採礦口，也就是當年發生嚴重災變的礦寮。往右行經過幾棟已廢棄的礦寮，過一座小木橋後，沿著溪谷旁的山徑上爬。雖然山徑設枕木土階，但因溪谷環境潮濕，草蕨頗多，步道景況略微蕭瑟。上行約十多分鐘，在靠近溪流的地方，發現不少建築物的遺跡，可能是當年採礦人留下的遺跡。沿途望見茂密的竹林，和鄰近溪流水源的地理位置，不禁讓人依稀想起「福元山隘勇監督所」的位置。此處腹地寬闊，鄰近溪流，容易取得飲用水，足以提供監督所需的空間，環境上也適宜人居住。
圖: 隘勇線前進圖。
談起這條隘勇線的歷史，可追溯至清朝劉銘傳時代，但首先該談及三峽泰雅族的變遷。三峽鎮為新北市與桃園縣的接壤之處，地形除靠大漢溪處的地方為平原外，其餘南側與東側接為山區。自古為泰雅族大豹、詩朗、志繼等三社之領域，獵場範圍甚至還包括現今的鶯歌鎮。康熙24年，閩人陳瑜獲得清廷墾照，在三峽隔壁的鶯歌區南靖里設隘寮並招墾佃戶。但早在四年前就有泉州人董日旭率先入墾三峽，由於三峽鎮鄰近泰雅族聚集之地，墾民遭遇長期的出草災難，從嘉慶25年(西元1820年)至同治9年(西元1970年)，大規模的戰役就多達七次，雙方死難不少。三峽老街在嘉慶元年就已形成街肆，但真正繁榮起來的時候，卻是同治3年(西元1864年)英商來三峽收購樟腦和茶葉之時。
光緒初年間在牡丹社事件後，清廷為了實施開山撫番政策，並大量開發大豹溪一帶的樟腦資源，其中為防範泰雅族大豹社反擊，三峽地區的原漢戰爭直到光緒11年(西元1855年)，清廷在鹿窟尖山區建立隘勇線，並派遣劉銘傳出動軍隊征討大豹、角板社的泰雅族人，死傷官兵千餘人後，卻始終無法有效制服泰雅族的反攻。直到兩年後上山夾擊，方才有效壓制了泰雅族的反攻。
這其中的故事，又被刻在了三峽忠魂碑之上。
在三峽山區一處位於半山腰的桂竹密林間的隱密地點，尚留存一座日本時代建立，實體大小大概是新竹北埔事件的五子碑，三倍大的日據時代的忠魂碑。
碑文上就記載了一段歷史過往：
三角湧表忠之碑
嗚呼鬼神泣壯烈者三角湧血戰之事蹟也臺灣鎮撫之時坊城支隊殉大嵙崁諸邑特務曹長櫻井茂夫等三十九名蹴舟運餉敵欲絕糧兩岸夾擊我舟應戰悉壹生存者僅四名就無不創痍矣實明治二十八年七月十三日也臺灣軍司令官陸軍大將福田雅太郎勒石以表其忠勇云
忠魂碑的確切位置是在上瓦厝埔隘勇線(白石鞍隘勇線)的山腰上，這條隘勇線主要由打鐵坑通往三峽白石鞍山，與泰雅族大豹社和漢人地界的隘勇線相接，也是三峽市區通往山區的重要防衛線路，而此處歷經清朝和日據時期的戰役也最為激烈。但鮮少人知道，其實三峽鎮上的中正公園，還有當時的台北大學預定地，也有兩塊忠魂碑，但隨著時間流逝，這兩塊碑文也就不知下落了。清末時代，三峽當地的泉州安溪人和客家人，由於官方打算開採山區樟腦，逐漸向原漢間的隘勇線地界逼近，故而和當時三峽山區境內的大豹社的泰雅族時有衝突。談起三峽山區的隘勇線歷史，可追溯到清朝劉銘傳時代，當時的清廷在治台末期，因為屏東牡丹社事件的爆發，開始積極推廣「開山撫番」的政策。為開發三峽大豹溪一帶的樟腦資源，並防範當地泰雅族大豹社的反擊，在山區與當地漢人建立鄉勇和隘勇制度，並於山區建立隘勇線，逐步向泰雅族的地盤逼近，並出動軍隊征討大豹社的泰雅族人，卻始終無法有效制服並實行將當地泰雅族人遷移的計畫。
圖：三峽忠魂碑
根據【三峽鎮誌】記載：
「光緒十三年(西元1887年)，三角湧民被大豹社原住民等戕殺，對於大豹社復叛，劉氏以隘勇統領，鄭有勤率兵一千討之，一由成福庄，一由屈尺，分二路夾擊平之。於是三角湧沿山樟腦之業一時勃興，三角湧山地遂為之開闢。然維持不出數年，劉氏即告去職，所有新闢田園半歸荒廢，而番禍復熾。」
光緒13年初夏(西元1887年)，大嵙崁、鹽菜甕、三角湧(三峽)已然歸附清廷的泰雅族人又出草殺人，經過官方盤問，都異口同聲說是內山生番越界所為。清廷故此宣稱查獲尖石社頭目流明．孩容食、大垻怡磨社頭目瓦丹．有老和竹頭社干老敏兄弟等多位兇手，並施以正法。
同年七月初，又有三角湧生番出草殺人，隘勇入山緝凶，11人都被殺害。八月底劉銘傳令提督李定名率領清軍四營，與撫墾總局幫辦林維源前往征討，先焚毀褒懂社，再與大垻怡磨社等七社大戰於牛角坑，泰雅族敗退入山，清軍火焚七社凱旋，後來總頭目夭月舌率領各頭目乞降，劉銘傳以其叛服無常，勒令七社近千人口遷入內山，而將其土地租借給漢人耕作。
物換星移，待到日本人成為台灣的主人後，於明治３２年(1899)日本當局更為了加強擴展製造樟腦事業的規模，持續往三峽山區開發，引發當地原住民更大的反抗行動，由於日本當局初期並沒有沿用隘勇制度，但面臨當時被隸屬北蕃的泰雅族的強力反抗，終於繼續訂定隘勇規程，並對當時居住山區的原住民，開始實施極端的威壓政策。當時的鹿窟尖山又名「湊角山」，被日本人稱為「白石鞍山」（白石按山），白石鞍山分遣所是當時隘勇線的一個重要據點，日本人在此設置大砲，對山腳下的大豹社構成嚴重的威脅，由於利益衝突，大豹社的泰雅族人時而順服，時而反抗，雙方衝突迭起。在泰雅族人多次襲擊隘勇線的情況下，雙方互有死傷，最後日警在軍力加強的增援下，終於鞏固了這條隘勇線。於明治38年六月完成這條隘勇線的設置。日本人擴張隘勇線後，進一步逼退大豹社的泰雅族人。同年四月，日本人修築上瓦厝埔經烏才頭、白石鞍山、打鐵坑，至白沙鵠（白雞）的隘勇線，並設立「福元山隘勇監督所」，以便指揮隘勇線沿途的幾個分遣所及隘寮據點。白石鞍山，即是今日的鹿窟尖山。這條隘勇線的路線，大致上與今日白雞山登山步道的右線相吻合。
經過日據時代初期的動盪，日本人仍佈署隘勇線深入這個山區。由於利益衝突，大豹社時而順服，時而反抗，雙方衝突迭起。明治38年（西元1905年），日本人擴張隘勇線，進一步逼迫大豹社。這一年四月，日本人修築上瓦厝埔經烏才頭、白石鞍山、打鐵坑，至白沙鵠（白雞）的隘勇線，並設立「福元山隘勇監督所」，以指揮隘勇線沿途的幾個分遣所及隘寮據點。白石鞍山，即是今日的鹿窟尖。這條隘勇線的路線，與今日白雞山登山步道的右線大致相吻合。
經過1K的古厝遺址後，山徑逐漸變陡，驀然出現一段古樸的舊石階路，勾起歷史的懷想。接著山徑變窄，貼緊溪谷，設有繩索輔助通行；上爬之後，又過一座小木橋，末段山徑變為陡峭，拉著繩索攀爬之後，抵達鞍部岔路。右往鹿窟尖，左往白雞山。在鞍部略休息後，續往鹿窟尖山。
由此爬往鹿窟尖，沿途有幾座起伏的山頭，各個山頭大都可發現殘存的塹壕遺跡，應是當年的隘寮或隘勇崗哨陳跡。抵達鹿窟尖山前的一座山峰，名為「展望峰」，山頂也有塹壕遺跡，這裡展望頗佳，眺望五寮尖與桃園大溪、復興方向，群山層巒疊嶂，景色極為壯麗。越過展望峰，一路陡下後遇見岔路，取左而行，約一、二分鐘，即抵達鹿窟尖山，在海拔643公尺，有一顆總督府圖根點基石。鹿窟尖，又名「湊角山」，日本人稱為「白石鞍山」（白石按山），當年日本人曾在這座山頭，設置白石鞍山隘勇分遣所。
白石鞍山分遣所是當時隘勇線的一個重要據點，日本人在此設置大砲，對山腳下的大豹社構成嚴重的威脅，泰雅族人多次襲擊隘勇線，雙方互有死傷，最後日警在武力增援下，終於在明治38年六月鞏固了這條隘勇線。
次年明治39年（西元1906年）九月，台灣理番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採強硬的理蕃政策，發動戰爭，由深坑和桃園兩廳組成的1450名兵力的聯合隊，分兩路進擊大豹社角，雙方激戰數日，泰雅族人不敵日警優勢武力的攻擊，大豹社總頭目瓦旦‧燮促（Watam ‧Shetsu）被迫遷離家園，率領族人遷往角板山的詩朗、志繼（今桃園復興鄉三民、霞雲村境內）。這場戰事，史稱「大豹社事件」。
圖:隘勇線情況－鐵線網，《理蕃概要》，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1912年。地點不詳。當時日軍以隘勇線向山區推進，沿著隘勇線，架設鐵絲網，通電流，埋設地雷，實施封鎖，以迫使台灣原住民歸順。
同年十一月，日本人在大豹社的舊地，設立插角、有木兩個隘勇監督所，同時裁撤福元山隘勇監督所。福元山隘勇監督所存在的歷史僅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而已。大正5年（1916）發行的《五萬分一台灣蕃地地形圖》，已看不到這條隘勇線了。這或許可以解釋何以鹿窟尖稜線沿途的隘寮或塹壕遺跡，只剩下零星殘跡而已。
根據盛清沂【臺北名勝古蹟志】中「金敏仔山胞抗日遺蹟」一文記載這場戰役：
「位今三峽鎮金敏仔東南約一公里，下臨插角溪，被負崇山，海拔四百有奇，形式險固。光緒三十二年(日明治三十九年)，日人進犯三峽山地；七月擬設大豹(今插角)隘勇線。山胞聞訊，出奇夜襲，死日人隘寮腦丁多名；並附近日人設備，皆為摧毀。七月二十一日，日人以桃園及深坑廳全部警察1400餘名，再次進犯，血戰五晝夜，山胞始退。後日人架設電網地雷以絕山胞交通，遂有其地。昔時有日人碑志，今殘石尚存。」
今日的三峽白雞一帶也無「福元山」的地名或山名，它的名稱只是曾經短暫存在過；監督所裁撤後，原址或許被後來入山的農民所利用，或成為礦場的設施用地，或湮滅於山林之中。
儘管福元山隘勇監督所已裁撤，但白石鞍山（鹿窟尖）則依然是一個重要的隘勇據點。大正五年的《台灣蕃地地形圖》仍有標示一條隘勇線連結白石鞍山與山腳下的插角駐在所。而且當年的白石鞍山，架設火砲，居高臨下，應當有良好的視野及展望，百年後周遭林木高長，展望侷促，已難想像百年前的光景。
鹿窟尖總督府圖根點基石的後方，有一明顯的方形土垣，即是昔日白石鞍山隘勇分遣所的遺址。土垣長寬各約四、五公尺，高約一公尺多，垣內雜草叢生，但基址規模相當完整，也是沿途保存最完整的隘勇線遺址。或許與這個據點從明治到大正年間，持續做為隘勇據點有所關聯。
大豹社頭目瓦旦‧燮促率領族人離開故土，遷往角板山附近的山林定居，儘管撤向深山，但並沒有換得和平的歲月。在龐大的山林利益的誘使下，日本人持續推動「理蕃計劃」，並步步逼進泰雅人的地盤。
明治40年（西元1907年），日軍與泰雅族在枕頭山激戰，日軍獲勝後勢力進入角板山，泰雅族各社難以抵擋，有些只得向日軍歸降，或遷往更深山的地方，持續抵抗。大豹社總頭目瓦旦‧燮促當下體認到日本這個新政權，擁有現代化的武力及文明，為保住族人的命脈，因此決意向日本政府歸順。
明治42年（西元1909年），瓦旦‧燮促親自前往角板山，向日本當局表示歸降之意，並將他的長子樂信‧瓦旦（Losin‧Watam）交予日本人充作人質，但歸降的一條附帶條件是要求日方讓樂信‧瓦旦接受新式的教育。次年，瓦旦‧燮促病逝，然而他的遠見，也是為了使大豹社族人獲得日後生存發展的契機。一九一一年瓦旦‧燮促死於異鄉，終究無法帶領族人返回祖居地。
樂信‧瓦旦受到日本人的重點栽培，並取日本名字「渡井三郎」，進入角板山番童教育所學習，後來轉入至桃園尋常高等小學校，接受現代化教育。大正10年（1921），樂信‧瓦旦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專業學校（台灣大學醫學院的前身），時年22歲，大約與蔣渭水、賴和等台灣知識菁英同時接受醫學教育。
圖：林瑞昌
樂信‧瓦旦成為日治時期少數接受過高等教育及具備現代思想的原住民知識菁英。畢業後，他以醫術服務族人，勸導族人學習新知，一方面從事現代醫療並且傳授族人助產知識，也成為政府與泰雅族之間的溝通橋樑，全力爭取族人享有近代文明生活方式。1929年入贅日本四國愛媛望族日野家族女子，改名為日野三郎，這是政治婚姻。他歷任山區各地衛生所長，勸說同胞放棄武力抵抗，四○年成為前往日本參加「開國二千六百年慶典」的唯一高砂族代表，1945年4月樂信•瓦旦被聘為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樂信‧瓦旦受到日本人的器重，昭和15（西元1940年），獲台灣總督府指派代表台灣高砂族至日本參加日本皇紀2600年慶典。昭和20年（西元1945年）四月，更獲聘為台灣總督府評議員。
但同年四個月後，日本戰敗投降，等到台灣再度”改朝換代”，樂信‧瓦旦面對另一個新的政權來臨，改用漢名，並獲得一個新的名字---「林瑞昌」。民國50年蔣介石在角板山歡度來台首次生日，已改名林瑞昌的樂信．瓦旦隨侍在側。
一年多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樂信‧瓦旦勸導族人勿參與反抗政府。事件過後，新竹縣政府頒發獎狀，以表揚他維護治安有功。
他誤以為「功在黨國」，民國36年（西元1947年）6月，樂信‧瓦旦向三峽鎮公所提出「台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請書」，卑微地請求取回祖居地，內稱「我們台灣族（高山族）是台灣原住民族，往日住在平地」，他控訴清國、日本的侵犯、壓榨，期盼「八年抗戰，日本投降，光復了台灣，可享受三民主義民族平等之德政…光復了台灣，被日本追放後山的我們，應復歸祖先之地祭拜祖靈，是理所當然之事。光復台灣，我們也應該光復故鄉，否則光復祖國之喜何在？」，他認為日本已投降，台灣已光復，當年被日本人逼迫離鄉的大豹社泰雅族人也應當光復故土，重返故鄉。然而三峽鎮公所認為時空環境已變遷，大豹社舊址已多為漢人所居住，大豹社返回故地的問題過於複雜，而且縣政府以”若山胞再返故居地，現有居民生活必致無法解決”而未准其陳請。因為這種知其不可為的執著，讓林瑞昌成為原民還我土地運動的先聲。
民國38年(西元1949年)林瑞昌受聘為縣政府諮議，遞補第一屆參議員及當選第一屆臨時省議員，成為當時唯一擔任省級民意代表的原民。他在議會上提出增加原民民意代表名額，以爭取原民參政權的主權，並要求日本人遺留的農村企業應由原民優先承領，改善經濟，和設置簡易師範儘速培育原民師資。更重要的是要求國民政府，歸還日據時代因武力征服，而讓原民喪失的土地。
民國39年(西元1950年)六月時韓戰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圍堵蘇聯及中共等共產國家，也就是冷戰時代的開始。為了有效構成圍堵線，美國不宜自毀民主信念，公開支持第三世界，那些願意反共的法西斯獨裁政權。
由於美軍協防台灣，國民政府轉危為安，對內轉為採取鐵腕手段，以肅清匪諜或任何可能威脅政權的異議份子。並以反共為名，凍結憲法賦予人民的人權自由，實施戒嚴，讓在台的統治宛若獲得帝權般的威權。
以中國大陸為外圍的西太平洋島鏈各國為例，當時韓國、台灣、菲律賓、和越南都是獨裁政權，卻受命於美國來圍堵中共的前線，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就利用當時局勢，對內厲行白色恐怖。美其名是反共和抓間諜，實際上是羅織罪名，將可能危及自己政權的意見領袖、地方菁英、官員代表，通通以反共防間諜的罪名加以拘禁槍決。
同年，國民黨政權下的國防政治部，已偵破中共在台組織為由，開始大規模的”清鄉”行動，大肆逮捕實際上可能對其政權有威脅性的領袖菁英，並以匪諜的罪名大型清肅，當時台灣各族群的人才皆不能倖免，逮捕行動甚至囊括都市到鄉村，當時社會的菁英人才的才華與對新時代來臨的期盼，就在政府卑佞的私權威嚴下，一一在槍口下被屠殺殆盡。
民國40年（西元1951年二月），他更進一步在《旁觀》雜誌發表---本省山地行政的檢討，直言國府山地政策不如日本，「日本為在山地徵兵，投下大量人力、物力，提昇了山胞生活及文化水準」，建議政府推動二十年計畫，讓「自嘆坎坷不遇的山胞，感覺祖國懷抱的溫暖，向世界宣示三民主義的偉大」。
民國41年（西元1952年），樂信‧瓦旦當選第一屆臺灣省臨時議會議員，他積極爭取原住民權益，並對政府當時的山地政策多所批評，曾直言國民政府的山地政策還不如日本人。當時樂信‧瓦旦並未查覺台灣的政治情勢風向，已經開始產生微妙的變化。
林瑞昌在原住民族中極具人望，以及在議會上對原民權益的堅持，當然令當時的國民政府猶如芒刺在背。同時國民黨政權也畏懼這樣的原民領導人物，萬一與反對勢力結合，必將後患無窮，帶來的搖撼不容小覷。由於當時的政府無法容忍正直又有理想知識，具備民族意識的在地領袖。是故同年11月，樂信‧瓦旦突然遭到台灣省保安司令部逮捕。次年4月17日，遂以叛亂罪名，宣判死刑，即日執行槍決，成為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國民政府把他抗清、抗日的父親當樣板，供入忠烈祠；他的骨灰卻長供長子林茂成家中近四十年，民國93年(西元2004年)十月方敢安葬林家祖祠。
短短百年之間，改朝換代的時代巨輪下，瓦旦‧燮促和樂信‧瓦旦父子，經歷三個政權帶來的衝擊，從領導大豹社反抗清軍，繼而血戰日軍，到被迫離鄉遠徙，然後適應時代潮流，學習新式教育，卻又在國民黨執政時代，遭逢不幸的滄桑遭遇，寫下一段了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詩故事。
台灣解除戒嚴之後，樂信‧瓦旦終於獲得平反。民國82年（西元1993年），樂信‧瓦旦的家屬將其骨灰正式安葬，並為其紀念銅像揭幕。復興鄉公所選定羅浮的羅馬公路起點路旁，設置一座「樂信‧瓦旦紀念公園」。
民國94年（西元2005年），桃園縣文化局出版《泰雅先知—樂信‧瓦旦故事集》，以表達對樂信‧瓦旦的紀念與崇敬之意。
今日的三峽大豹溪地區，已無大豹社部落，而大豹社事件及瓦旦‧燮促父子兩代的歷史往事，也漸被世人所遺忘。如同現今的三峽的白雞山一帶也再無「福元山」的地名或山名，它的名稱曾經短暫存在過；監督所裁撤後，原址也許被後來入山的農民所利用，或成為開採礦脈的設施用地。往事如煙，隨風而逝，今日的鹿窟尖山徑已然冷清寂寥。一如歲月無常，這些舊有的歷史遺跡，皆已無情地堙滅於山林之中，化為荒煙蔓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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